危机金融区

华尔街的金融大厦正一个个轰然倒下，在地球另一端的福田，一些新的金融大厦将会冉冉升起？恐怕没那么顺利。


阻止福田的金融大厦升起的不是对未来的恐慌，而是文化的自信，或文化的傲慢。

因为六个方案几乎都不是华尔街的翻版，更不是旧上海的重现。那原来是大家想要的吗？

因为一致的拒绝，这些东西永远不会在福田区升起，但是始终会在巴黎、东京、迪拜和北京一再出现。因为那里永远就是巴黎、东京、迪拜和北京。不是福田，至少现在不是。

深交所本就是一个挑战，连招商银行都是一个挑战。城市更是一个挑战。但真正的敌人不是深交所，不是招商银行，也不是城市。最大的对手来自自己，建筑师自己以及业主自己。

我们拥有最顶级的手机和汽车，我们享用过最高级的晚餐，我们一直还在抱怨和挑剔，因为我们是上帝。但那是为成千上万的跟你一样的上帝生产的。我们习惯了最好但也是最安全的东西，甚至连颜色都要在提供的菜单里挑选。我们不知道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做市场调查，花了半年的时间才退出概念设计，又花了三个月做各种测试，在量化生产之前又用了半年的时间做广告和推广，中间开了上百次会议。最终的产品早已和概念设计相去甚远。

而我们只用了两天来现场踏勘，用了三个月做出了一个概念设计。

建筑设计也山寨——不需要很长的周期，不需要原创的设计，只需模仿甚至完全抄袭最时髦的产品。这是个容易的选择，也是最诱人的，可以用最低的代价掩盖最大的虚荣心。

学术的说，后现代主义于1972年在美国密苏里圣路易斯死了，结构主义于1995年在日本阪神死了。他们在中国还都没有死，或者说复燃得正燎原。我们能说，结构主义于2008年在中国深圳彻底死掉吗？就手还杀死麻痹了的标签主义。在这一点上，让政府恨铁不成钢的可怜巴巴的业主其实远比建筑师走在了前面。此岸说人民万岁，彼岸说全民最大。能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来面对未来以及眼下的金融危机？

南山

朋友问我，招投标的评审委员是否会唯某个评委或官员的马首是瞻。我知道的评审委员只有两类：一种可以对自己的专业和自己的人格负责，一种可能从自己的利益或代理人的利益出发。好在我们总是可以把无法完全杜绝的后者的名额控制在不致影响主流的专业判断的范围内。比如最近的两次评审会，每次都有一张投票跟所有其他评委的名次和顺序刚好相反。这张票显然没有起任何作用，不过也说明即使是他们也很独立。

很多招投标中确实有黑幕。除了事先就已经确定了甲方要给乙方然后找几个倒霉方来陪的情况，一般投标者也只能从两个方面下功夫，一个是同时搞定多数评委，一个是直接搞定最后一锤定音的领导。后者的表现比较明戏：领导直接去拍板一个通常不是评审委员青睐的方案。

我一直特别不理解的是这些领导他们不理解这些评委不是来跟他们作对的这个事实。评审委员其实是业主花重金聘请来帮他们做专业判断的。因为担心一个专家判断不够或不够公正，所以请一大堆来，并且采用讨论和投票的方式，尽可能达成一个最优的选择。道理上和请一个律师团打官司，或者请几个主任医师会诊是一个意思。但是领导们大多还是要发挥他们在家庭装修和选购汽车中表现出来的天赋审美人权，还有老江老密们的宏大魄力榜样。

建筑和规划从来也不是单纯的艺术，永远夹在高度的社会政治和低度的世俗感官之间。也正因为强调了不单纯的艺术性，其技术性被极大地忽略了。否则同样是当事人的犯人、病人和业主，后者面对专业人士，自己以及亲友团常常有更大的自信。

朋友还问到某个评委在讨论方案时是否会对所有其他评委产生误导进而决定评审结果之类的问题。我不知道南山事件（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已经炒到如此的深度。我觉得稍微积极一点的角度想，这事儿给我们的启示是：专业判断和规则之间，如何两者统一的问题。符合了规则通常也就符合了专业判断。反之，不符合规则的结果，常常也是不符合专业判断的。尊重评审的专业判断应该就是一个好的规则。好比球赛，当场的裁判说了算。主席台说了不算，全场观众投票也不算。看球人都知道。

当代很现代

深圳要做现代艺术馆，我告诉他们说现代艺术跟深圳没见过面。至少就艺术来说，二战之前是现代，之后是当代，在中国这个划分推迟到一九四九年。深圳是二十多年前生的。

非要叫现代也没什么不对，世界上有很多名字叫现代的艺术馆也展览当代艺术。在中国，现代有时意味着未来，比如四个现代化，有时是时髦的代名词，比如摩登（现代的音译），只是现在不用这个词用时尚了。

另一方面，大概因为中国错过了现代主义的潮流，所以集体补课就跟集体补钙一样。就是说，中国的所谓当代艺术的现实上很大程度就是现代艺术。这也是我们的生活现实：有的地方很超前，比如奥运鸟巢，有的地方则落后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比如农村医疗。我不知道艺术应该处在什么位置。

现代艺术馆最后改名为当代艺术馆，我反倒觉得我挺事儿的。叫什么是一回事，有没有真正的当代艺术又是另一回事，在将来的这个馆里面。

市场的火爆不能说明问题，就好像房地产和股市，只能说明有泡泡。已经不很当代的政治泼普和少数的艺术家明星也不能说明问题，就像明星建筑师，他们正在考虑的是如何做出地道的从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建筑。

所谓当代，拉丁文原来的语义是还活着的人的正在进行时。现在应该不是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那可能恰恰是过了时的现代主义精神。

艺术毕竟是少数派，建筑也是，可是中国的城市一定要一个不落地完成这个历史吗？个人和个性还是遥远得很渺小。

从这个意义说，这个艺术馆还是叫现代比较当代。

理想照进现实

因为有一个剧本叫《梦想照进现实》，我跟我们的编辑说，就叫《理想照进现实》吧，说的是记录“新光明城市”的书。因为我们归专业类，应该不算侵权吧，但愿作者懒得跟我们计较，再说这个后来拍成小众电影的东西知道的人也不多。

所谓理想，就是新吧。所谓现实，就是城市吧。如果没什么意外，一般也不会有什么意外，城市就是这样一如既往地被改造和兴建。

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是挺贴切的。梦想也好，理想也好，如果真的成为或很容易成为现实，那也就不叫梦想或者理想了。所以，只能是照着，一缕几缕的那样。

其实在此之前跟很多朋友说，现在越来越不喜欢宏大叙事的东西，更多的时候特想去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者至少是慢一点懒散一点。所以这次光明新城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反理想的色彩。不知道这样是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反正使命感这玩意儿本身就挺让人怀疑。

关于宏大叙事，周榕可能是我找过的这些人里唯一说有同感的。其他无非有两类，一类就是旗帜鲜明地要搞理想城市，另一类则是自己安得谁也说不清楚。面目不清不一定其实不好，而理想主义最大的问题是你很难拒绝她特别热情。热情不一定都好。

可是哪有什么理想城市呢？如果有究竟又是谁的理想？如果不是一个人一群人一个主义的理想，那还称不称得上是理想呢？换句话说，好多人——比一群多比全体少——的理想加在一起这个理想可能就不是理想，因为你无法描述也无法预测他们甚至一直在变。

这不知道可能会是个什么样的城市的这个工作根本没法做，权、名、利、专他们四个都会不高兴，这和原来说的不一样啊。还不如简明扼要的理想城市呢大家想。这些人中如果有一个不这么想的可能就是夏铸九他也挺热情。我还欠他几百个字，大概就是写有关多数人的城市。可是我想来想去都特别游戏。

当然这个不会发生，因为咱们有钱。所以所谓理想城市倒是很有可能，不管那是中国的理想还是中东的理想。

那个剧本最后出版的时候改名叫做《妄想照进现实》，这个更难我不妄想甚至双年展。

城市话题

城市是一个你必须忍受的地方，如果你不喜欢它的话。

城市就是“城”和“市”。“城”和战争有关，“市”就是市场。现代城市很少有烽火狼烟，虽然有一些城市还不太平，从喀布尔到巴格达，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甚至从纽约到伦敦。广义的战争更是无所不在，犯罪、商战、政争，还有爱情的战争，每天都在发生。

中国的城市，“城”越来越少，因为城墙、城门已经拆得差不多了。重新盖起来的，怎么看都很有“市”的味道。“市”在当下更大行其道，会的不会的，该的不该的，满城都是熙熙“市”民。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如此千城一面了。

因为斗争，因为市侩，你完全有理由不喜欢城市。因为同样的理由，你很难在城市中超然于外。无论你喜欢与否，从你降临一个城市的时候，城市就已经在那儿。当你离去的那一刻，城市也不会因此发生丝毫的改变。

谁也不能显著地改变城市。除非极端的情况，比如轰炸，比如大规模拆迁，和“旧城改造”。即使你有权力，或者资金，或是专业能力，你所能建立或者摧毁的，都极其有限。而这些拥有权力、资金和专业能力的人，其实和我们有同样的智力、生活环境和弱点。他们就来自我们中间，或者来自另外一个人群，但是不会太远。就好像组成你的心脏和大脑的细胞，和组成你的拇指和阑尾的细胞，是同一个材料，它们相隔并不遥远，而且都依赖你供应的完全相同的食物、水和氧气。

所有人又都在改变城市。就像构成你身体的细胞一样，新陈代谢的，你的确在一段时间里参与了城市的生长。一个城市中最有魅力是人，因为人城市才有了一点点的变化，因为这一点点的变化吸引了另外一些人，更多的人带来更多的变化。有时候这个变化不一定特别好，所以时间变得比较重要。有时这些变化并不是物质的或外在的，所以思想变得更加重要。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文化。这一点也和你的人很像，除了外表衣着，还有你的年龄，你的思想，都很重要。看你更注重什么了。

你自己注重什么，别人注重你什么，这是你的问题，同样也是城市的问题。官员和建筑师可能更注重城市的外表衣着，游客和艺术家可能更关注城市的年龄和过去，文人可能更关注城市的思想，环保人士可能更关心城市的身体健康。好像都没有错，但是关心外表的显然拥有最多的话语权、执行力和舆论，尽管他们有时并不互相同意。

不可否认，城市不同于乡间和自然界，其特征之一是秩序，井井有条，于是有了规划和管理，这是自上而下的。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城市的活力往往来自自由自发，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易地找到城市中让规划和管理者大跌眼睛的“我的地盘”。这是自下而上的。形成的原因可能很多，也许是人类天性的自由，也可能仅仅是为了方便，甚至可能根本是出于偶然。人们并不想也没有能力反对规划和管理者，他们没有全盘接受的只是被安排。也就是说，人们对划格子无能为力，但是他们或许可以选择。只是他们的选择可能没有让规划和管理者特别称心如意罢了。

江西一个村子的房子上刻着这么四个字——多留余地。最浅一个层次说，这是一个尊重的问题。比如下围棋，格子画好了，规则也定了，然后就是你走一步，我落一子。如果你事先都摆好了，我就没空间了。更糟糕的情况是，你走完再指挥我走。盘面不好看倒在其次，趣味完全没有了。

深一个层次说，这是一个民主的问题。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之一是市民和政府——即使不是民选的——之间永不休止的斗争。不无幽默地，是否可以认为是现代城市之战争的一面。只有在既定的格子和既定的规则之下，并且在足够的尊重和对等的情况下，大家的智慧才能够最大地发挥，各自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的维护，也会有非常有趣的过程和足够精彩的局面。任何一方的随意和松懈，损害的只会是自身的利益和尊严。至于最后的结果如何，谁也不知道，只好“走着瞧”了。谁能预知未来呢，谁又能决定大家的未来呢，没有圣人，只有疯子。

再深一个层次，是一个财富流向和分配问题。下棋之前需要双方的罐子里有大致相同的棋子，否则的话只能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现在中国城市的财富流动几乎总是单向的：市民用薪水购买房子，财富流向地产商；地产商向政府购买土地，财富流向政府。政府或者银行（大多还是政府的）再贷款给开发商，如此往复。其结果是市民手里的筹码越来越少，政府和开发商这些庄家是不屑带他们玩的。涸泽而鱼一定不是本意，谁都知道最后对谁都没有好处。藏富于民才是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动力和活力所在，水涨才能船高。

在城市中播种，然后会有收获。这个过程可能很长，特别是当你等待权力和专业放下身段的时候。

在此之前，你只好继续不喜欢一个又一个城市。好在你还有选择的自由，实在不行你还可以设法远离城市。如果你不得不忍受着滞留在城市，那你其实就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这个城市的特色，或者平庸，你都有份。

是我们改变了城市，还是城市改变了我和你？

2006.7.23

新光明城市

事隔五年后，凭借那本叫做《半岛第一章》的书，一个比柳沙半岛更重大的规划事件逐渐向我走近。推荐我来参与的政府官员，不无激情地联想到了柯布西埃的“光明城市”（Radiant City），因为这个新的城市中心将在一个叫做光明农场的村镇上建立起来。

毫无疑问，黄处憧憬的“光明城市”，应该是一个新的“光明城市”。那么就叫它“新光明城市”（The New Radiant City）吧。这个“新”不是崭新的意思，不是新一代的意思，当然也不是否定的意思。这个“新”反而是对时下的“新新”的反思，通过对七十多年前的回望，希冀找到那一点“意识”的光芒。

柯氏在说到“光明城市”时，说它带有意识的特征。“唯有意识才能决定我们的工作计划。并且它应当拥有这一权力。这是一种积极、乐观、人道的努力，将带来‘实质的愉悦’。它超越了技术的问题（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正是在这一新意识的光芒下，我们因此能正视建筑与规划的问题。”

这个“意识”究竟是什么呢？他接着说道：“我尤其致力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家——城市规划。（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他在详细描述了一个人从家具、灯光、房间、走道、楼梯、街道一直到乡村的行走过程和期间的感受后，最后得出结论：“我们的人一从椅子里站起身来，城市规划就与他发生关系⋯⋯你现在可以看到没有一刻可以放弃（对建筑的）警觉和（对人的）关怀。”

董豫赣曾在他的文章中沉浸在柯布“光明城市”的理想中：“所有的摩天大楼都相距遥远，所有的窗户都布满阳光，所有的建筑都底层架空，所有的空气都可以自由流通，所有的绿地都在架空的建筑底下连绵不绝，所有的视野都可以在地面上获得无际的绿色视野，所有的人都可以生活在柯布当年基于实际生活的一种理想当中：宁静独处，又与人天天交往。”

差不多，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吗？可是，人的意识和关怀在哪里？

我更关心的是柯布做的另外一个事。在《雅典宪章》出版后，他组建了旨在建筑革新的“建筑者委员会”。这一组织几乎向所有人开放，包括：艺术界、科学界、建筑师、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等等。十一个下级委员会每周聚一次，一个月开二十二次会议。人们被召集起来研究“建筑业的领域”。作为这些会议的主持，他指导他们对相关的几个主题的研究。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能否找到“新光明城市”的中国的柯布，他也能够在百忙之中来召集主持这样一个开放的“规划者委员会”，三个月开那么三、四次会议也就很不错了。

重要的可能还不是大师，既然这个时代本来就不是英雄的时代。外国设计师飞走了（得儿），中国专家飞走了（得儿）。谁是将来要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居民？原住村镇居民新的家园在哪里？当他从椅子里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看到的是他们意识中的新光明城市吗？

2008.8.17

大富翁城市

真的让我来策划一个新城规划，我就不搞什么设计竞赛。

我们来玩一场游戏如何？

城市地图就是棋盘，沿着道路，边上是划分好的地块，并且编上号码。五个建筑师抽签决定游戏的次序，然后按依次掷色子，色子显示的是几点就走几步，然后他就可以在旁边的地块上设计一个房子。当然是模型。规划局的同志是裁判，在建筑师走到一个地块的时候，他拿起手边的说明书宣布这个地块的要求，比如能建酒店、商场，或者是住宅。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可能刚好是块公共绿地。

就这样，五个建筑师轮番上阵，不一会差不多每条街上都有了一两个房子。如果你刚好走到了一个已有建筑的地块旁边，除了必须遵循规划局裁判同志的要求外，你还需要考虑和旁边房子的关系。

不过，好像还少点什么。对了，刺激，也就是说没有最后的输赢。那就再来五个开发商吧。首先他们手里得有足够多的筹码，然后抽签排好次序，继续。每个地块都有价格，同样的，也都是由规划局裁判同志根据另外一本说明书的规定宣布的。钱——也就是筹码——都交给规划局裁判同志。

如果建筑师刚好走到了已经被某个开发商买到的地块时，开发商可以“委托”该建筑师设计。房子当然必须符合“说明书”的要求，还要满足开发商的要求。至于费用，双方私下里谈。双方都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不过对于开发商来说，晚做不如早做，因为有房子将来可以卖高价。如果别的开发商走到你的地块上的时候，他必须——按照规则——支付你一定的费用，有模型的地块比空白地块收费标准高。在你头寸比较紧，或者出于获利的角度，你还可以卖掉你的地块，连同地块上的模型。

就这样，玩到最后，胜负就出来了。看谁地块最多，房子最多，手里的筹码最多。也许都是赢家，开发商增加了筹码，规划局裁判同志除了收到可观的筹码，还得到一个城市，建筑师则留下了不少作品，当然也收到一些小钱。

不知道到了最后，这样的城市设计会是怎样一个面貌，和同一个规划师统筹规划的会有什么不同。我也不知道，结果会和过程一样有趣，还是会和现实一样无聊。

不管怎么说，这只是一个游戏，只是一些模型，也没有任何未来的居民参与这个游戏。因为他们，即使是他们的代言人也没有足够的筹码。就算是有人开恩让他们参与，他们最多也就能走一两步，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一步也走不了，只有看的份。

本来嘛，这个游戏就是——大富翁。

2006.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