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五年后,凭借那本叫做《半岛第一章》的书,一个比柳沙半岛更重大的规划事件逐渐向我走近。推荐我来参与的政府官员,不无激情地联想到了柯布西埃的“光明城市”(Radiant City),因为这个新的城市中心将在一个叫做光明农场的村镇上建立起来。
毫无疑问,黄处憧憬的“光明城市”,应该是一个新的“光明城市”。那么就叫它“新光明城市”(The New Radiant City)吧。这个“新”不是崭新的意思,不是新一代的意思,当然也不是否定的意思。这个“新”反而是对时下的“新新”的反思,通过对七十多年前的回望,希冀找到那一点“意识”的光芒。
柯氏在说到“光明城市”时,说它带有意识的特征。“唯有意识才能决定我们的工作计划。并且它应当拥有这一权力。这是一种积极、乐观、人道的努力,将带来‘实质的愉悦’。它超越了技术的问题(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正是在这一新意识的光芒下,我们因此能正视建筑与规划的问题。”
这个“意识”究竟是什么呢?他接着说道:“我尤其致力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家——城市规划。(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他在详细描述了一个人从家具、灯光、房间、走道、楼梯、街道一直到乡村的行走过程和期间的感受后,最后得出结论:“我们的人一从椅子里站起身来,城市规划就与他发生关系⋯⋯你现在可以看到没有一刻可以放弃(对建筑的)警觉和(对人的)关怀。”
董豫赣曾在他的文章中沉浸在柯布“光明城市”的理想中:“所有的摩天大楼都相距遥远,所有的窗户都布满阳光,所有的建筑都底层架空,所有的空气都可以自由流通,所有的绿地都在架空的建筑底下连绵不绝,所有的视野都可以在地面上获得无际的绿色视野,所有的人都可以生活在柯布当年基于实际生活的一种理想当中:宁静独处,又与人天天交往。”
差不多,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吗?可是,人的意识和关怀在哪里?
我更关心的是柯布做的另外一个事。在《雅典宪章》出版后,他组建了旨在建筑革新的“建筑者委员会”。这一组织几乎向所有人开放,包括:艺术界、科学界、建筑师、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等等。十一个下级委员会每周聚一次,一个月开二十二次会议。人们被召集起来研究“建筑业的领域”。作为这些会议的主持,他指导他们对相关的几个主题的研究。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能否找到“新光明城市”的中国的柯布,他也能够在百忙之中来召集主持这样一个开放的“规划者委员会”,三个月开那么三、四次会议也就很不错了。
重要的可能还不是大师,既然这个时代本来就不是英雄的时代。外国设计师飞走了(得儿),中国专家飞走了(得儿)。谁是将来要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居民?原住村镇居民新的家园在哪里?当他从椅子里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看到的是他们意识中的新光明城市吗?
200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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